深度瞭望台2025年09月20日 03:34消息，分析上海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与挑战，对比新加坡、香港的视角。
□ 黄雯馨杨晗
提升上海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采取相应措施。
□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二是加快构建统一的标准体系，推动各领域协调发展；三是积极推进绿色认证体系建设，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环保水平。 在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披露的强化有助于增强市场信任，促进公平竞争；统一标准体系则能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绿色认证体系的完善，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些举措不仅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也为行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化统筹规划，提高外部资金参与的便捷性：一是推动建立并完善专门的协调议事机制；二是优化外部资金参与绿色项目的服务水平；三是充分借助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
加大交易平台建设，完善产品供给，促进产业协同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碳交易在ESG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其次，利用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优势，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再次，强化激励政策，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与数字金融的制高点：首先，应加快构建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参与绿色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其次，持续推动金融科技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再次，需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夯实发展基础。 在我看来，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税收优惠能够有效吸引国际资本关注绿色项目，提升市场活力；而金融科技的应用则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与安全性，增强竞争力。同时，人才作为核心资源，其集聚与培育对于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在新一轮金融变革中占据有利位置。
今年6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指出，经过五至十年的持续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整体能级将得到全面提升，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规划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上海金融地位的高度重视，也释放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从当前的时间节点来看，距离文件发布已过去近两年，上海在金融开放、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正稳步推进。未来几年将是决定上海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阶段，需要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持续发力。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需求，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程值得持续关注与期待。
他山之石，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成效显著，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绿色发展与经济转型，也有效提升了金融中心的整体竞争力。本文旨在探讨绿色金融如何推动金融业整体提升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结合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对比，分析上海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的优势与挑战，识别潜在机遇，查找自身差距，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益参考。 绿色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其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更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抓手。对于上海而言，如何在这一轮绿色金融浪潮中找准定位，既需借鉴国际经验，也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当前，上海在金融市场体系、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但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国际合作深度、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与市场机制建设，推动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上海在全球金融版图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一、绿色金融助推金融中心能级提升
1.绿色能源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绿色产业定价对货币主导地位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主要大宗能源使用何种结算货币对于一国货币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煤炭-英镑”“石油-美元”都是大宗能源交易与货币结合，成功推动相关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都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40年新能源消费将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5%。202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0.8%，总量达378亿吨，随着新能源消费占比的不断增加和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碳排放，绿色能源定价权对货币主导地位的影响将愈发重要。
二是绿色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相关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更具吸引力。明晟和道富投资管理公司的研究显示，ESG表现优异的企业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发展潜力，其股票收益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债券融资成本也低于同业。2024年，我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成本优势达到11.1个基点，较2023年提升了5.8个基点，当年为发行人累计节约财务成本约7.6亿元。同时，ESG领先企业的机构持股比例比落后企业高出23%，这表明绿色融资正日益受到市场的认可与青睐。 从当前趋势看，绿色融资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资金成本，还能提升其市场形象与长期竞争力。随着政策支持和投资者理念的转变，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2.亚洲主要金融中心抢抓绿色金融机遇
近年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推出多项政策和机制以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推动净零排放转型。新加坡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2024年通过了《2022年碳定价法案（修正案）》，逐年提高碳税，促使企业降低碳排放。启动应用国际碳信用（ICC）框架，根据这一框架，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国际碳信用来抵消最多5%的应税排放量，为碳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业务基础。
二是加强政策支持。新加坡推出了总额为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GIP），用于投资绿色公共市场，同时通过离岸基金免税计划（“13D”计划）和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资产管理机构设立ESG管理团队，并启动了“绿色债券资助计划”（GBG），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外部审查方面的资金支持。2024年，新加坡在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挂钩（GSSSL）债券和转型债券方面的发行总额达到133亿新元，较2023年增长近80%。香港则推出了为期三年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债券发行人和贷款借款人提供资助，用于支付债券发行及外部评审的相关费用，以吸引更多机构在香港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超过6552亿港元，连续七年位居亚洲第一。
三是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新加坡要求进入碳交易所交易的碳信用必须经第三方认证（如Verra、Gold Standard等认证），确保碳信用项目真实性。香港联交所则不断修订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指引，提高对上市公司相关ESG信息的披露要求，自2011年起将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列入《上市规则》的附录。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不断加深，绿色标准的国际化进程也在加速。今年，香港正式实施新规，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依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的IFRSS2标准，提供强制性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与此同时，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也积极与多个国际主流碳信用项目标准建立合作关系，包括全球碳理事会（GCC）、美国碳注册机构（ACR）以及REDD交易架构等。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亚太地区正在加快与国际绿色标准的对接步伐，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透明度和环境责任意识，也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区域力量。在当前全球碳中和目标日益明确的背景下，这种标准的统一与互认，将为跨国资本流动和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信心。
五是构建和优化绿色交易平台，推动绿色产品与交易模式的创新。新加坡依托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密切关系，先后设立了国际碳信用交易所和气候影响交易所，吸引本地及东南亚地区的资金参与碳交易。香港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于2022年推出了碳信用交易市场CoreClimate，这是全球唯一支持港元与人民币结算的自愿碳信用交易平台。该平台目前上线超过50个获得国际认证的碳减排项目，吸引了超过80家机构参与交易，开市首月交易量便达到40万吨。截至今年3月底，香港共有218只获监管认可的ESG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10857亿港元。
3.新加坡、香港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效应
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不仅促进了相关地区的绿色发展与转型升级，也带动了金融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一趋势表明，绿色经济正在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为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方向。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下，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应用，正逐步构建起更加可持续的经济生态。
新加坡在绿色转型方面展现出强劲动力，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有效推动了绿色领域的投资发展。2024年，新加坡私营绿色投资增速达到194%，远超东南亚国家平均增速（43%），增速是区域平均水平的近5倍，位居东南亚首位。相比之下，东南亚其他国家在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甚至出现倒退：2024年，印度尼西亚私营绿色投资增速为-22%，全年未获得新的清洁能源投资；菲律宾私营绿色投资增速为-12%，其获得的废弃物管理融资从2023年的6亿美元骤降至2024年的零；泰国和越南的私营绿色投资也出现了负增长。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在绿色经济布局上的成效显著，不仅吸引了大量资本，还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而周边国家在绿色转型上仍面临较大挑战，反映出政策支持、市场机制以及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距或将影响整个区域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整体进程。
二是进一步巩固了离岸中心的地位。2024年，新加坡推出27只ESG期货产品，吸引了东南亚地区的增量资金流入，用于碳汇套期保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加坡作为区域离岸金融中心的影响力。香港则依托可持续及绿色交易所（STAGE）、CoreClimate等平台，以及Ensemble项目沙盒，推动碳交易和相关项目的创新，于2022年11月完成了首笔碳市场人民币交易。同时，通过发行和交易离岸人民币ESG债券、CCT（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债券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拓展了离岸人民币的交易范围和深度，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能力。 **看法观点：** 新加坡与香港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布局，体现了两地在全球低碳转型趋势下的前瞻性。新加坡凭借ESG产品的多样化，进一步夯实了其作为亚太地区金融枢纽的地位；而香港则通过制度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探索，展现了其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独特优势。两者相辅相成，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也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和更深层次的联动空间。
近年来，绿色金融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今年1月，新加坡交易所（SGX）完成首笔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标准的碳信用代币化交易，将林业碳汇资产上链分割，使最低投资门槛降至100美元，进一步推动了碳市场的普惠性与流动性。与此同时，香港成功发行总额60亿港币的全球首批多币种数字绿色债券，标志着区块链技术在现实世界资产融资（RWA融资）中的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在这一过程中，蚂蚁数字科技也为基于ESG的新能源资产支持的代币化票据发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从这些实践可以看出，绿色金融正在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更广泛的参与和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代币化技术不仅提升了资产的流动性，也降低了传统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准入门槛，为更多投资者参与低碳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这种融合也对监管框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确保市场稳健运行，将是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
二、上海发展绿色金融具有多重优势
1.绿色金融政策基础完善
我国已成为首个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形成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强大制度基础。
中央层面：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多项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任务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明确了方向。
国家部委层面：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细化绿色低碳转型和绿色金融支持重点产业。
地方层面：《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从重点领域转型、完善能源市场机制、发展碳交易，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创新、完善财政保障和产业培育机制等方面明确了绿色转型行动路径和方案，目标是到2025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2024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18项制度创新成果。
2.绿色产业具有纵深优势，融资和结算需求较大
产业方面，上海依托国家级一体化发展的开放合作平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具备深厚的产业基础，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上海在风电、核能、氢能、碳纤维材料等多个绿色低碳关键领域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目前，已有25所高校院所和80余家新能源产业相关企业技术中心，共同参与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新型绿色研发机构的建设，为绿色低碳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人才支撑。 从发展趋势看，上海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布局不仅体现了其作为经济中心的引领作用，也展现了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推动协同创新，上海正在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这种以科技驱动、产业协同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模式，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
2024年，上海在绿色融资领域表现突出，超过95%的绿色债券在上海发行。其中，上海本地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发行了35只和24只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分别为271.9亿元和349.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截至2024年末，上海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显著高于全国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 从数据来看，上海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不仅在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上占据重要地位，还在贷款增长速度上展现出强劲势头。这反映出上海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支持低碳转型方面的积极布局和成效。随着政策持续发力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有望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撑力量。
此外，上海在跨境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方面表现较为突出。2024年，上海的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占全国总量的47%，结算量则接近全国的八成。当年新增了1.24万个经营主体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其中货物贸易项下的新增主体占比为30%。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推进，产业资金持续投入，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绿色产业有望继续保持规模与技术上的优势，进而推动人民币在新能源领域的计价和结算应用场景持续扩大。
3.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集聚
上海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日趋完善。从机构布局来看，上海汇聚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等15家全国性交易所及交易市场，同时配备了相应的登记和清算机构；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771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接近三分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和国际影响力。
二是上海在能源定价方面拥有成熟的国际经验。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在橡胶等大宗商品领域已取得领先的定价权。同时，上海正在铜、石油、黄金等产品上积极争夺定价权，“上海价格”指数在大宗商品市场中已具备一定影响力。此外，上海具备较为优越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指标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4.绿色金融业态国内领先
近年来，上海在平台建设、指数体系、金融产品以及融资支持等多方面发力，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的生态体系。
平台方面：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落户上海，标志着我国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迈出了关键一步。2024年1月，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企业的绿色融资提供了更加高效的服务，通过一站式绿色识别功能，大幅简化了发债过程中的评估流程，目前已累计入库超过80个绿色融资租赁项目，融资金额突破110亿元。2025年，上海进一步推出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实现了政务应用的打通，使减排量能够在“T1”时间内自动签发，提升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效率与透明度。 这些举措体现了上海在绿色金融和碳管理领域的积极探索与先行示范作用，不仅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向绿色转型，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随着政策不断完善和技术手段的提升，绿色金融正逐步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指数方面：2022年，上海环交所与上交所、中证指数合作发布碳中和指数，并推出对应指数ETF，该指数覆盖相关低碳转型企业；2024年，上海环交所联合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上海碳价格指数，为市场提供多元化价格基准。
产品方面：上海在绿色金融领域持续创新，先后推出碳配额远期、碳市场回购、碳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等多个金融产品，累计融资额超过1.3亿元；同时，绿色REITs、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新型绿色金融工具也逐步在沪落地，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丰富了碳市场的金融工具体系，也为企业和机构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推动绿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上海作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的先行者，正通过制度创新和产品探索，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绿色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融资支持方面：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向中外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5.94亿元，支持相关机构新增发放碳减排贷款20.4亿元，预计每年可带动二氧化碳减排36.4万吨当量。这些措施有效激活了碳资产价值，增强了市场流动性，推动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需求的深度融合。
三、上海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
1.绿色认定标准建设不足
近年来，全球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的监管环境正在发生转变，一些国家和地区正积极推动碳排放信息的强制性披露。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主动披露气候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2200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然而，碳排放信息的披露仍为自愿性质，并未实施强制要求。2024年1月，上海推出了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了对绿色项目的统一申报、认证与管理，但尚未建立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由于在绿色项目认定、评级及分类等方面缺乏一致性，部分企业虽然声称在经营中采取了环保措施，但实际上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不符合绿色环保的标准，存在“漂绿”现象。金司南金融研究院指出，在企业层面，上海乃至全国的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普遍存在选择性披露、实质性议题信息较少等问题。
2.总体设计有待加强
一是缺乏专门议事协调机构。新加坡通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挥政策制定、投资资助的领头羊作用，该局召集了一个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GFIT），成员包括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金融行业协会代表，统筹制定绿色分类法、改进风险披露、促进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落地、加强风险管理等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香港则建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心负责统筹金融监管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业界及学术机构在培训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由此建立起一个资源、数据及分析工具知识库，有效地推动了相关金融业态升级。而上海虽然有较多部门和机构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但仍缺乏相应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
二是对境外绿色投资的优惠政策仍显不足。我国虽已出台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减免政策，但其针对性和实施力度仍有待加强，导致境外投资者通过基金、债券等方式参与国内绿色金融发展的效果不够显著。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国际化水平。
3.离岸市场发展尚不充分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长显著，相关新场景不断涌现。2024年，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5%；新型离岸经贸业务结算量同比增长110%。但离岸市场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账户本外币合一等机制，发展跨境结算、离岸债券等业务，债券领域主要是按照“两头在外，多级托管”原则，支持境外主体面向国际市场发债融资，2025年7月落地了首单5亿元自贸区离岸债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上半年中资离岸债总发行规模约11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产业债约23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达118%，产业融资需求旺盛。而国内绿色主体多选择在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绿色债券，上海面临的战略发展窗口期较为紧迫。
四、政策建议
1.强化制度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关注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在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上的差异，主动应对监管框架变化，推动自愿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向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转变。加强底层数据建设，加快行业数据整合，通过企业生产、能耗、排放等各类数据构建企业碳排放档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绿色资产的识别、认证与管理能力，降低绿色投融资的信息不对称，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定价科学性与透明度。
建立统一的绿色项目标准体系，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步。应形成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与评级标准，针对重点减排行业制定专门的核算规则；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推动碳标准融入全球供应链认证体系。在碳交易平台建设方面，需强化其功能，通过审核机制规范绿色交易，实现市场有效约束。此外，应探索绿色项目的集中评审机制，完善绿色企业的认定、产品分类、基准参照及信息披露等标准化监管体系，构建既符合我国实际又能够对接国际主流的绿色标准体系。 我认为，建立统一标准不仅是提升绿色金融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标准统一，才能避免“绿色漂绿”现象，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与国际接轨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话语权，也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是推动绿色认证体系建设。应进一步完善对认证机构的监管机制，强化绿色认证机构的自身建设，使其在组织架构、技术能力、评估方法以及国际互认等方面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逐步培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认证机构。同时，也要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等要素纳入信用评级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我看来，绿色认证与信用评级体系的完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提升认证机构的专业性和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增强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而将ESG因素融入信用评级，则能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符合全球绿色转型的趋势，也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强化统筹设计，提升外部资金参与便利度
一是推动建立并健全专门的议事协调机制。统一标准，强化政策协同与信息共享，统筹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构建政策引导、市场运作、技术支撑相融合的绿色市场发展体系。
二是提升外部资金参与绿色项目的便利度。探索与国际主流绿色债券标准的互认衔接，降低合规与认证成本；鼓励境内外交易所开展绿色债券“互挂互认”试点，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合格境外投资者（QFI）等渠道投资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三是充分运用自贸试验区和离岸金融试点等政策优势，针对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完善离岸外汇资金及资金清算的配套机制，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离岸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跨境并购融资等产品和服务。同时，统筹绿色金融的发展与金融安全，有效防范“漂绿”、汇率波动、信用违约等潜在风险。
3.加大交易平台建设，丰富产品供给推动产业协同
一是充分发挥碳交易在ESG体系中的核心平台作用，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增强市场定价能力，推动碳市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丰富碳市场交易工具，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碳远期、碳掉期等衍生品试点，优化产品设计与交易规则，提升市场流动性与参与度，进一步强化碳市场的资产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吸引更多证券公司、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
二是依托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优势加强产品创新。推动将各类环境权益纳入银行授信范围，有效盘活企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推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等融资产品创新，探索开展ESG存贷款等业务，提升相关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
三是强化激励措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实施工业节能降碳行动。完善绿色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设立专项风险准备金；对开展碳质押融资的企业提供贴息支持；进一步引导保险机构为投保企业提供环境风险降低服务，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4.强化创新驱动，抢占绿色和数字金融高地
建立并完善针对境外债券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的税收减免政策，有助于提升绿色债券的吸引力。同时，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第三方认证费用的支持，将有效降低发行成本，进一步推动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优惠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国内外绿色金融机构落户上海，促进相关机构的集聚，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助力上海打造绿色金融高地。 我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能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债券市场有望成为未来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策支持则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
二是深化金融科技的应用。在监管框架内探索新业务的沙盒机制，推动数字人民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及大数据等技术在绿色企业认定、评估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中的应用路径；同时，探索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的全流程线上化操作，以有效降低操作风险，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观点：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绿色金融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通过技术赋能，不仅能够提高绿色项目识别与评估的准确性，还能增强金融产品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监管沙盒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在可控环境下测试创新模式，推动绿色金融稳健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绿色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方向。
三是进一步强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具备国际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咨询公司或跨国企业ESG管理经验的外部人才；推动机构设立专门的ESG岗位。同时，针对现有从业人员，开展环境风险管控、碳排放核算、可持续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黄雯馨现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晗则就职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两位人士分别在学术与金融监管领域承担重要职责，体现了不同专业背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的职业路径也反映出当前人才在教育与公共管理领域的多元化选择。
本文为作者个人研究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