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瞭望台2025年08月09日 11:18消息，9月起社保新规实施，不缴社保协议无效，打工人权益获强力保障，职场公平迈上新台阶。
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将被认定为无效——这一明确信号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24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并公布一批典型案例。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是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或承诺无效。根据该司法解释，即便劳动者主动承诺放弃社保，或双方达成书面协议不缴纳，此类约定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若劳动者因此解除劳动合同，有权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同时，若用人单位事后按行政机关要求补缴社保，而此前已将社保费用以“补贴”形式发放给劳动者，可依法要求劳动者返还该部分款项。该司法解释将于2025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最高法指出，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维护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统一性和强制性，切实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也有助于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从法律角度看，社保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在公布的典型案例中，2022年7月，朱某入职某保安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将应缴费用以现金补助形式直接发放。此后，公司未履行社保缴纳义务。朱某认为，该条款系公司提供的格式化免责条款，严重侵犯其法定权益，遂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经济补偿。仲裁机构未予支持，朱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不能通过双方合意予以排除。案涉“不缴社保”约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而无效。公司未依法参保，朱某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应予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安公司向朱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这一判决并非个案突破，而是对现行法律体系的系统性重申。《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和个人均有依法缴费的义务，个人同时享有查询权益记录、监督缴费情况及享受待遇的权利。社保制度的本质是社会共济与风险分担，其强制性不容协商。
然而，在现实中，“不缴社保”或“以补代缴”的做法长期存在，形成所谓的“灰色地带”。部分企业为降低人力成本，部分劳动者出于短期收入考量，双方“默契”达成不参保协议。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在执法与司法实践中，曾以“双方自愿”为由，默许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导致劳动者权益被长期侵蚀。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熊伟指出，此次司法解释并未创设新义务，而是将《社会保险法》的强制性要求通过司法裁判规则予以明确和强化。“社保不是交易品，不能讨价还价。企业不能以‘员工同意’为挡箭牌逃避责任，这不仅是法律底线，更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经济学系主任封进强调，劳动关系一旦成立，社保缴纳即为法定附随义务。无论劳动合同如何约定，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谓的‘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本质上是一张废纸，但它曾让无数劳动者在退休、生病或失业时陷入困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是对劳动者“急难愁盼”问题的积极回应。社保关乎每个人的养老、医疗和生存尊严。长期不缴社保的企业，实质上是在透支社会安全网，损害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看，司法解释不仅是个案裁判规则，更是一种制度纠偏，有助于织密扎牢社会安全网。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对企业提出了更高合规要求。熊伟提醒，即便劳动者当初“签字画押”同意不参保，未来仍可反悔并主张权利，企业不仅面临补缴、滞纳金等行政责任，还可能承担经济补偿的民事赔偿。这意味着，试图通过“协议避险”的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对劳动者而言，强制参保意味着到手工资可能减少，但从长远看，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障将更加稳固。马亮指出：“短期收入的‘看得见’与长期保障的‘看不见’之间，需要制度引导公众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司法解释正是通过法律强制力，推动这种理性回归。”
然而，制度刚性增强的同时，现实挑战也不容忽视。在当前经济承压背景下，社保合规将直接推高企业用工成本，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压力。封进提醒，若企业因成本上升而减少正式用工，转而大量使用临时工、退休返聘人员或外包用工，反而可能导致更多劳动者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削弱制度覆盖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可能将新增成本转嫁给劳动者，例如变相降薪、减少福利，甚至要求员工“自愿”签署更隐蔽的免责协议。对此，必须加强劳动监察执法，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防止“纸面合规”掩盖实质侵权。
熊伟建议，可借鉴疫情期间社保缓缴、减免等应急措施，对确有困难的企业实施阶段性政策支持，如缓缴期限、费率优惠或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同时，可探索由失业保险基金出资，对困难企业缴纳社保给予适当补贴，实现稳就业与保社保的平衡。
长远来看，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强制力，更需建立内在激励机制。封进提出，可在餐饮、家政等流动性高的行业试点“分档缴费”机制，允许劳动者根据收入水平选择不同缴费档次，待遇相应调整。这既能降低参保门槛，又能提升参与意愿，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执行阻力。
此外，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纳入传统劳动关系框架，因而难以参保。熊伟认为，应打破“社保必须绑定劳动合同”的固有思维，回归社会保险的风险共济本质。只要存在事实上的用工关系，即便形式上为“合作”或“承揽”，也应纳入社保覆盖范围。可借鉴“实质性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推动新业态从业者逐步纳入养老、工伤等保障体系。
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劳动法治向更公平、更规范的方向迈出关键一步。它不仅是对违法行为的警示，更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庄严确认。在老龄化加速、就业形态多元化的今天，社保制度不能再有“例外”和“盲区”。唯有坚持强制参保、强化执法、优化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应保尽保”，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风雨来临时，有所依靠。
